“我有3个孩子，这样说吧，其中一个在天堂……我感谢我的配偶……”——阿米兰·加姆克列利泽现在在从事什么，又在梦想什么？（民众访谈）

“我是阿米兰·加姆克列利泽，一名拥有相当长资历和经验的医生。我的行医生涯已超过半个世纪，”公共卫生专家、教授阿米兰·加姆克列利泽在Ambebi.ge与“Palitra News”联合项目《民众访谈》节目中这样开启对话。他回答了读者发来的问题。 以下是电视访谈中的精彩片段： 大卫： - 加姆克列利泽先生，您好。您目前在做什么工作？ - 现在录制这期节目的地方是格鲁吉亚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我正是该校全球卫生方向的教授。这所学院有一个小型研究所，名为“全球与欧洲卫生教育和科学研究”，我正是该研究所的所长。此外，我还与一些国际组织有若干项目，并定期提供咨询。与此同时，我差不多已经做了两年记者，在BMG电视台与记者妮妮·隆古拉什维利共同主持《卫生标准》节目。 妮妮： - 离开疾病控制中心，您会感到遗憾吗？ - 我遗憾的是不得不以那种方式离开那个岗位，而不是因为在那儿工作了10年。在一个机构工作10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当时想，是时候离开了，应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我也考虑完成两个大项目：一个是丙肝消除计划，该计划已成为格鲁吉亚在全世界的名片；另一个是我国的人类基因组发展项目，我们已在疾病控制中心为此打下了坚实基础。遗憾的是，我没能完成…… - 您是从小就想当医生，还是后来受环境影响才选择这一职业？ - 应该说从上学年龄就开始有了，不过我档案里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幼儿园拿着听诊器，但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当时主要用听诊器听肺部。我母亲是医生，姨妈、舅舅也是医生……此外，不幸的是父亲很早就患病，我们家里经常有会诊——医生们聚在一起。由此，从上学年龄起我就决定从事这个职业。 读者： - 请谈谈您出生和成长的家庭？ - 我出生在第比利斯。母亲如我所说是一名医生，在门诊部工作。父亲是工程师，一生都在一家大型工业企业担任领导。我们家境一般。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那时候父母全力支持我们接受正常教育。除了学校，我们还学习语言和音乐。遗憾的是，音乐方面没什么成果…… 尼古拉兹： - 能否简要讲述一下您那位遭镇压的拉恰祖父的故事？ - 我母亲姓亚什维利——我们两个姓氏，加姆克列利泽和亚什维利，起源都是拉恰的姓氏，我们来自拉恰。我是彻头彻尾的拉恰人，母亲、父亲、祖父母双方都是……母亲那边的祖父马尔科兹-约阿内是教师，在村里教俄语。亚什维利是名门望族，苏联化后，布尔什维克进入格鲁吉亚，祖父在1937年被判刑……家里人知道是谁告密并“陷害”了他，以及为什么被捕。但当我担任高官时，我申请调出了他的判决记录，上面写着：“他出身贵族阶层，并恶语中伤共青团”……这就是对他的指控，1937年，这位五个孩子的父亲被捕。 我母亲有四个姐妹。不幸的是，祖母患有心脏病，在祖父被流放几个月后去世，五个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生活艰辛——邻居、亲戚和熟人分担了照顾孩子的责任。在祖父回来之前，他们在那些人家长大。据祖父和他的亲友讲述，我们家被认定为“敌对家庭”。不允许任何人来吊唁或慰问。因此祖母去世时，只有四个最亲近的人来吊唁。也因为这个原因，祖母被安葬在拉恰的自家院子里。 从流放地回来的祖父活了很长时间——90岁……那时我已经是医生了。那段时间我正在答辩第一篇副博士论文，他给我讲了很多事情。我还把论文摘要拿给他看……他对我说：“孩子，你的人生可能会有一段辉煌的职业生涯，你受过良好教育，我只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也知道，是谁让我们的家庭遭受苦难，但永远不要想着报复。否则你会把家庭和家族带入一个无法摆脱的螺旋。做这件事的人，上帝会惩罚他……”他在医院里说这些话……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智慧的人——我至今仍记得他的教诲。 莉卡： - 担任部长时期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处于什么阶段，那段经历如何？ -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也非常有责任感。担任部长后，我结束了临床和实践医疗工作阶段。当时格鲁吉亚已经独立。我从1993年起以部长顾问身份进入卫生部，后来成为研究所所长，随后是副部长、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为部长……我在部里工作了10年。除此之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自豪，因为新的独立格鲁吉亚正在建设之中。作为部长，我参与了新独立格鲁吉亚及其卫生系统的建设和发展。这当然是巨大的责任，同时也是荣誉……当时建立了全新的法律基础，国家从中央集权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卫生领域也必须随之跟进。但那是一个艰难时期，国内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资金。而卫生事业不可能空手管理……患者需要药品、检查和营养…… 维尼： - 与新冠疫情斗争的三年，您在个人层面是如何挺过来的？ - 对全世界、我们国家和我个人来说，那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第一阶段，我们完全是赤手空拳，没有药物（抗新冠药物或疫苗）。我们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不知道那是什么病毒…… 与此同时，我领导着一个关键机构——疾病控制中心，它处于抗击疾病的前线。我经常把疫情和战争相比较。疫情期间全世界死亡的人数往往多于战争时期。例如，西班牙大流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场大流行，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不到1500万。 全球新冠疫情已造成约750万人死亡。这是确认数字，而估算数字则高达2000万。除官方数据外，已有超过7亿人感染新冠，估算数字显示感染人数达到人口的一半。 因此，当你身处本国这一切的中心时，承受起来非常艰难……那是24/7的工作。通过你们，我想感谢我所在的机构——疾病控制中心全体同事，他们在那个时期确实是24/7地工作……这一切对我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造成了影响——对我来说非常艰难。 我一直有、也始终有承受的义务，但在社交网络上，有时有人赞扬你，有时狠狠咒骂你，有时把你踩进泥里，但你必须承受这一切。什么都不回应，继续做自己的事，向人们说出真相，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该做什么。 第一年，到9月底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果——格鲁吉亚以最佳成绩位列前五（1500例确诊，19例死亡）。后来一切都乱了，我们没能控制住，局面失控了…… 尼诺： - 关于您的家庭——妻子、子女和孙辈，您能谈谈吗？您是怎样的父亲和祖父？ - 我们是普通家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妻子也是医生，传统医生的后代——她姓克韦扎雷利-科帕泽，这是儿科医生世家。她的祖母是格鲁吉亚知名且最早的儿科医生之一，叶夫根尼娅·克韦扎雷利-科帕泽。她父亲是国内更知名的儿科医生，她本人也是儿科医生……她为我们共同走这条路付出了很多，但她把职业生涯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我身上。我们在一起已经超过50年了……我感谢我的妻子，因为我们共同拥有并一直拥有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 我有三个孩子，我这样说：一个在天上。两个是独立的人。尼卡·加姆克列利泽毕业于医学院，但他不想当医生，想做生意。因此他在医疗商业领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长期担任公司负责人，并在理念上不断发展。他与索波育有四个孩子，抚养着我的四个孙辈——加姆克列利泽家的孩子。 第二个孩子是我的塔穆尼娅，她与丈夫、知名神经外科医生肖塔·英戈罗克瓦一起抚养三个儿子。人们常说的“英戈罗克瓦诊所”，院长就是她父亲。戈恰是我的女婿和朋友，我们曾在共和医院一起工作。我为两个孩子都感到骄傲。我和妻子努力为他们提供良好教育——在第比利斯学得好，后来一个去了英国，另一个去了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也很好地经营着家庭和事业……我有七个孙辈。最大的孙辈已经是大学生，今年第二个也要上大学，我们就这样向前走。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要玷污家族姓氏，要成为自己国家的爱国者。 齐齐： - 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 我有很多……最主要的是，我不想再回到我生活了40年的那个国家。我不想回到那个国家——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第二个愿望与阿布哈兹有关。我有两个姨妈嫁在那里，离比奇温塔不远的利扎瓦。母亲的家族是从拉恰迁到那里的。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回到那里…… 对我们拉恰人，尤其是来自上拉恰的我来说，我非常热爱那里……拉恰人从茨欣瓦利有一条去拉恰的捷径。通过新的高速公路可以更快到达，但我痛心的是我们再也无法经茨欣瓦利去拉恰了……第一次冲突后，在90年代，我参与了我们的和解活动。我曾通过那条茨欣瓦利道路把医生送往拉恰。现在那里不让我去了……我希望还能赶上经茨欣瓦利道路回到我的拉恰。 此外，我还有其他社会愿望——人毕竟有一定的自私，我希望家庭有更多发展，并能长久地……看着我的后代，这在我的年龄段已经是最大的可能了。剩下的——健康、家庭发展，以及最主要的——国家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