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瓦·帕普阿什维利：当伙伴国家的使节越过他们的权限时，唯一的出路是保护该国的国家利益——当我们看到一个“二等秘书”时，我们可以立即认出他——使节应该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东道国的导师。

由于和平最终再次成为区域和全球政治中最可取的目标，我们的外交伙伴必须回归使用外交作为促进相互理解、建设和平和合作的重要工具，”格鲁吉亚议会议长沙尔瓦·帕普阿什维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正如他所指出的，近年来，外交已被用于实现与其真正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激化问题。 “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经常看到外交不是被用作国际关系工具，而是被用作宣传工具、干涉内政的手段，甚至是外部改变政府的工具。换句话说，外交被用来实现与其真正目标相反的效果——激化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国家有许多方式表达其政治偏好和不满，但当外交不是用于解决分歧，而是加深分歧时，我们就剥夺了世界实现和平与合作的机会，而这本可以带来积极变革。 当我们看到经认可的外交官试图在东道国支持特定政治立场、加深政治两极化、为意识形态目的鼓励极端主义、施压政府卷入战争、甚至通过‘革命’促成政权更迭时，这让我们想起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该政策旨在通过任何手段，包括外交，来推动‘世界革命’。 当格鲁吉亚伙伴国的大使越权行事时，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格鲁吉亚人仍清楚记得苏联时代所谓的‘第二书记’制度，该职位完全由莫斯科任命，并在格鲁吉亚的内政中拥有最终决定权。由于这段痛苦的经历，我们一看到‘第二书记’就会认出来。 除了情感层面之外，这件事还有法律层面：《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强调了外交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享有此类特权和豁免权的人员有义务尊重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他们也有义务不干涉该国的内政，’”帕普阿什维利写道。 议长认为，过去几年我们目睹的情况公开违背了《维也纳公约》，而该公约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 “直接支持特定政客、资助政党活动、向政治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就东道国立法发表意见、以及试图参与立法过程——这只是某些外国使团和外交官在格鲁吉亚的常规行动的部分清单。 特权伴随着责任。当外国外交官表现得像本地政客时，他们必须准备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批评不能被视为‘攻击’。通过复制本地政客的政治议程并重复他们的信息，外交官不应将自己等同于国内政治行为者。格鲁吉亚人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经验，能够立即识别出外国政治偏见和干涉。 大使应该是自己国家的代表，而不是东道国的导师。将个人态度与专业职责混为一谈违背了外交关系的本质。正如《维也纳公约》所述，‘代表派遣国托付给使团的所有官方事务应通过或与东道国外交部进行’。当外交官由于其可疑行为无法与东道国的官方机构正常沟通，而是诉诸宣传时，这无非是拒绝其外交角色，并试图按照个人偏好塑造东道国社会。 在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将外交恢复到其应有位置将对格鲁吉亚和我们的外国伙伴都大有裨益，”帕普阿什维利写道。